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给手下的高管们推荐过一部电视剧《身份的证明》。在这部2009年的连续剧中，一名在内战期间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努力向党证明自己的忠诚和真实身份。如今，在用借来的24000元创办了这家电信巨头32年后，任正非正在努力证明华为是一家独立于中国政府的民营企业。
这项任务眼下格外紧迫。近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表示，中国可能会利用华为的设备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活动，不过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批评人士指责该公司受中国政府的控制。对于这些指控，华为多次予以否认，称公司归员工所有，不会对客户进行监控。
撇开一直引发激烈争论的所有权和政府控制问题不谈，华为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其内部冲突。这家公司一直深受其西方竞争对手的影响。华为希望参与决定世界的技术未来，任正非本人也曾表示，公司可能需要做出改变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但在其核心层面，从它的组织结构到培养员工忠诚度的方式来看，华为与中国共产党非常相似。
根据2017年出版的《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称，任正非的管理思想“自然会带有共产党文化所留下的深刻印记”。该书的另一个版本出了以《The Huawei Story》（华为故事）为题的英文版。
虽然充满溢美之词（书名取自任正非经常向员工提出的那种问题，以激发他们的紧迫感），这本书却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华为一直在努力调和其全球抱负与中国价值观的关系。这本书得益于第一手的资料，包括对100多名高管的采访。第一作者田涛是一名管理学教授，也是任正非二十年的朋友，华为有时候会拿这本书作为礼品送人。
华为否认其内在身份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援引强劲的财务业绩称，“总的来说，华为的身份得到了全球大多数客户的认可。”
“为了解决身份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公开和透明，而这正是我们打算做的，”声明还说。
与世界保持怎样一种关系？这个问题早在华为之前的中国机构就已经开始思考。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就一直在争论应该向西方学习多少，同时又保留许多人眼中的中国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忠诚、集体价值观高于个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主张在不引入个人权利、法治和透明度等理念的情况下，寻找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复兴之法。
几十年来，这个模式在中国发挥了良好的效用。但是，当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开始与世界往来时，它就显出了不足。西方许多人担心华为不会认同他们的价值观，会去替威权主义政权办事。这样的不信任，仅仅用几次媒体采访是不足以打消的。
任正非理解两个体系之间的差异。在9月份的一次演讲中，他指示华为的公关部门强调华为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一致性，以求达成共识。
“我们也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并不完全接受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任正非说。
然而他又说：“他们几千年形成的文明，不是我们小小的公司改造得了的。”
从这本书、他的演讲以及其他表现来看，任正非是一名西方学识的研习者。他曾表示，他钦佩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因为它们为企业提供了更好的保护——这样的看法在中国的商业阶层中并不少见。他聘请IBM的顾问，花了近20年的时间帮助华为建立美国式的企业管理。他曾经说过，为了赶上西方竞争对手，华为需要“穿一双美国鞋”，哪怕脚疼也要穿。
“只有虚心向他们学习，我们才能打败他们，”书中引用任正非的话说。
然而，尽管渴望向西方学习，华为的灵魂中还是浸透了共产党文化。
书中写道：“在这个几乎没有多少商业管理思想和经验的国度，中国的企业家所能依托和运用的管理哲学，基本上是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
华为的结构与中国共产党惊人地相似。其中一点是，它们都由七名高级官员组成的小组领导。华为将自己的管理培训项目称为“中央党校”，共产党培养未来干部的机构也叫这个名字。
在团队建设和培养忠诚这方面，任正非拿来了共产党的自我批评体系，让干部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共产党一样，华为的自我批评会议被称为“民主生活会”。
“这是中国式的密码传承，”该书作者写道。“西方公司永远弄不懂，弄懂了也无法推行。”
华为还会定期举行仪式，从董事会到公司高管都要宣誓保持诚信，共产党也是如此。曾在军中当工程兵的任正非还将军事文化注入华为。他有时会把重大商业交易称为“上甘岭”，指的是朝鲜战争期间中美军队的一场交战。
他说，“上甘岭”的终极目标是超越美国对手。他在2012年的年度寄语结尾处写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这是借用了一段关于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与美国和韩国作战的著名歌词。
他告诉CNBC，他喜欢使用军事术语是因为它们很容易理解。“没有合适的词来形容商业上的事，我就用军事的术语，”他说。
华为咄咄逼人的企业精神——被外界和公司员工称为“狼性文化”，高管们称之为“奋斗文化”——也源于共产党文化。十年前，一些员工自杀事件让华为见诸报端，对此，书中援引任正非的话说：“我说奋斗怎么了？我们全是向共产党学的。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任志强的领导地位看上去甚至有点像是前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70年代末，他在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邓小平在晚年放弃了自己的头衔——不过保留了中国桥牌协会主席一职——但他仍然拥有中国的最高决策权，直到1997年去世。
任正非是华为的首席执行官，但他说除了否决方案和解除高管职务，他没有其他决策权。华为董事会秘书江西生上周告诉记者，任志强拥有有限的否决权。
但在华为内部，他显然是最高领导人。
“否定和弹劾的权力不能经常用，一年有两三次就很多了，用多了就失灵了，”书中引用他的话说。“原子弹不爆炸才有威慑力。”
华为对保持开放的承诺，不太可能令那些因其文化而望而却步的人转而支持他们。为了赢得西方的信任，华为可能不得不得改变自己的基因。
中国也是如此。当价值体系不相容，双方视彼此为生存威胁时，很难找到解决方案。
